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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专栏

根据地建设

更新时间:2021/12/07

(二)浴血抗战驱敌寇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中,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旗帜,勇敢战斗在抗日战争最前线,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乡人民不畏强寇,同仇敌忾,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组建抗日武装,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根据地,以血肉之躯筑起反侵略战争的“我们新的长城”,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为取得全国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7、根据地建设

随着各县抗日政权相继建立,新区开辟和根据地的扩大,太行、冀鲁豫区分别调整部分县治和抗日政府管辖范围,贯彻抗日根据地政策、法令,加强根据地建设。截止抗日战争结束时,在现今新乡境内先后建立了11个县级政权,即长垣(滨河)、辉北(辉县)、辉嘉、新乡、修获武、汲县(汲淇)、原阳、延津、卫滨、新阳、封丘。由于各县开辟时间先后不一,党的工作基础、敌我力量对比情况不同,一些地方比较全面地进行了根据地建设,一些地方仍以对敌斗争、开辟和巩固新区为主要任务。

政权建设

1940年3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要求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必须贯彻“三三制”原则,即在政权组成中,共产党员、党外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

 

   1941年7月,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召开。图为全体参议员合影;左下图为开展民主选举运动,选民们在进行基层政府领导人选举;右图为《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施政纲领》《抗日民主政权的民主制度》

虽然一些开辟的新区因为政治、军事环境尚不稳定,但各县抗日民主政府本着“三三制”和民主原则,做了许多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工作。

1943年5月,汲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出于抗日大局的需要和缓解政权初建、干部缺乏的问题,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动员一些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参加抗日工作。1943年夏,延浚汲淇四县边抗日政权成立后,注意吸收同共产党素有联系的地方知名人士担任政权工作,多次召开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座谈会,介绍时事,讲解政策,赢得了他们的钦佩,树立了党的威信,使抗日政府政策、法令贯彻执行收到良好效果,激发了抗日根据地军民团结抗战的热情。政府各职能机构也逐步建立健全,打造了一支为抗战服务,从事根据地各项建设事业的行政干部队伍。

1942年开始的全党整风运动,因新乡大部分地区是敌占区、游击区,党的组织和党员在隐蔽状态下坚持斗争,不具备集中整风的条件,主要是利用回根据地汇报工作的机会学习整风文件,或由根据地派人传达整风精神。结合斗争任务和党员状况,党组织侧重进行了形势前途教育和革命气节教育。各抗日政权陆续建立后,持续加强干部的思想、作风建设,要求党员、干部端正认识,克服缺点,改进作风,进一步动员和依靠群众,搞好根据地建设。

财政经济

为了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和掠夺,保障根据地军需民用,长期坚持敌后抗战,必须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根据地制定了各项财政经济政策,减轻人民负担,发展农业生产,鼓励副业生产,保护工商业,加强商品流通,购回根据地紧缺物资,创办合作社,扶持社员生产经营,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高涨。汲县民主政府开办了榨油

 

《晋冀鲁豫边区统一累进暂行税则》《晋冀鲁豫边区优待沦陷区人民来解放区投资存款暂行办法》《冀鲁豫边区农村合作社章程草案》;右图为太行区军民大力发展根据地民用工业(造纸车间工作场景)

厂、磨坊、政府机关合作社、贸易货栈,把根据地出产的山货销往平原地区,换回油、盐、纸张、布匹等物品,活跃和调剂根据地经济。根据地民主政府设置了财粮、建设、工商等职能机构,逐步建立健全量入为出、统收统支的财政制度,对根据地的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文化教育

面对战事频繁、环境动荡、经济紧张等困难,抗日民主政府千方百计兴办国民教育,许多地方建立了学校,使根据地文化教育事业从无到有逐步发展起来。辉县在三郊口、沙窑等地办学校30多所,有教师35人,学生1800多人。滨河县在吴寨、佘家、西角集建立3所完全小学,大部分村庄有初级小学。处于游击环境的延浚汲淇四县边民主政府,也在1944年冬在马庄办了一所完全小学,招收学生近200名。这些学校虽然因陋就简,但它们是完全新型的学校,以深入动员群众参加抗战,培养革命知识分子和干部为宗旨,把政治教育和学习文化知识密切结合起来,在教育方针、目的、内容、方法等方面都不同于旧式教育。为了使学龄儿童学习文化知识,根据地学校兼顾群众生活普遍状况,采取半日制或间日制,灵活施教。在冬闲季节,抗日

 

《太行区1944年冬学运动实施方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第一厅关于麦假举行教师集训的指示》《太行区学校编制表》;右图为1945年4月,太行区第一届模范文教工作者大会召开;根据地小学生放学回家以后

民主政府组织成人教育,办冬学夜校,开展扫盲识字活动。并结合快板、民歌、顺口溜等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艺术形式,开展政策和时事教育。根据地还创办报刊,编写教材,宣传政策,交流经验,服务抗战和根据地建设。

生产度荒、灭蝗斗争

1942年和1943年,豫北农村在日伪“扫荡”掠夺和国民党政权苛税之外,又发生了旱灾、蝗灾等严重自然灾害。1943年下半年太行七地委、七分区开辟汲县、辉县后,立即宣布减轻人民负担,废除一切旧政权苛捐杂税,调剂、发放救济粮。各级党政机关、部队节约粮食救济灾民。发动组织群众恢复农业生产,开展生产自救。七分区三团进驻辉县后,部队节衣缩食救济灾民,白天同扫荡、抢粮的敌军周旋、战斗,晚上帮助群众拉犁、翻地、播种,不少战士劳累过度昏倒在地里。在军民齐心努力下,终于及时种上小麦,使第二年麦季获得丰收。为了减轻根据地人民负担,三团利用战斗间隙开垦荒地,种植麦子、谷子和蔬菜,生产自给,解决部队供给困难。1944年7月以后三团转移,未收获的庄稼全部交给了当地群众。在那极端艰苦的岁月里,党群、干群、军民之间血肉相连,患难与共,鱼水相依,战胜了严重自然灾害,关系更加密切了。

 

    《中共晋冀豫区委关于救灾防荒的紧急号召》《太行第七专署关于节约救灾备荒的指示》;1944年5月3日《新华日报》(太行版)登载《太行区党委、军区政治部关于扑灭蝗蝻的紧急号召》;右图为太行军区部队指战员在一起开荒种地;冀鲁豫第四军分区政委张国华带领战士参加生产劳动

太行七专署发放贷款,其中辉县10万元,汲县3万元,用于生产自救、发展贸易和运输。汲县抗日民主政府在农业生产中,根据自愿结合原则,组织初步的生产互助组,生产时互相帮助,实行人力、畜力、农具变工互换,调剂余缺,克服农户困难,促进了农业生产。

1943年至1945年豫北发生了严重的蝗灾,太行区党委、太行军区政治部联合发出《关于扑灭蝗蝻的紧急号召》。七专署所属各县成立剿蝗指挥部,掀起声势浩大的灭蝗运动。辉北县出动9900人,投工54000个,灭蝗11万斤,控制住了灾情。新乡县开展群众性灭蝗运动,创造了许多灭蝗经验,1945年8月17日《新华日报》(太行版)对新乡县郭坡村灭蝗经验予以报道推广。根据地还向游击区和敌占区传播灭蝗经验,支援那里的人民开展灭蝗斗争。

贯彻合理负担和减租减息政策

合理负担和减租减息是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两项重要经济政策。1940年以后,太行、冀鲁豫根据地陆续制定、发布了有关的政策,并逐步完备和统一。

 

    《中共晋冀豫区委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的指示》《中共晋冀豫区委关于执行负担政策的指示》《太行第七专署关于执行减租减息法令的指示》;1945年1月26日《解放日报》登载《豫北卫辉狮豹头减租》,报道汲县狮豹头村开展减租减息运动的情况;右图为太行根据地普遍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减租减息政策;农民群众在进行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运动

1942年,冀鲁豫行署颁布了《合理负担暂行办法草案》。1943年3月,又颁布《简易合理负担暂行办法》,改进累进计算方法。滨河县和延浚汲淇四县边办事处贯彻冀鲁豫区合理负担办法,使各阶层的负担更加公平合理。太行区的辉县、汲县、辉嘉等地也实行了计算简便、负担比较公平的统一累进税。合理负担的实行废除了旧政府加在农民头上的苛捐杂税,改革了以往不合理的摊派制度,减轻了广大贫农、中农的沉重负担。

为了解决好与农民息息相关的土地问题,早在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即提出把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国策。1942年1月,又发布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更加明确提出减租减息的三项基本原则。此后,太行、冀鲁豫根据地部署减租减息工作,逐步形成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1944年以后,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随着新区的巩固逐步铺开。滨河、汲县、辉县、延浚汲淇四县边区等根据地借鉴老根据地经验教训,逐步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实行“二五减租”、“分半减息”,即减租“租额以减低原租额之25%为原则”,减息“应以一分半为计息标准”。此外,还实行雇工“五一增资(增佃)”,即雇工或佃户杂活应增加原报酬的20%。

减租减息政策的贯彻,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村的封建剥削关系,削弱了地主经济,改善了农民生活,提高了农民抗日和生产积极性,有力促进了根据地建设事业的发展。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