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苦抗战，战胜严重困难

（二）浴血抗战驱敌寇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中，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旗帜，勇敢战斗在抗日战争最前线，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乡人民不畏强寇，同仇敌忾，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组建抗日武装，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根据地，以血肉之躯筑起反侵略战争的“我们新的长城”，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为取得全国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5、艰苦抗战，战胜严重困难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抗日战争逐渐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改变侵华策略，对国民党当局从军事打击为主转变为政治诱降为主，而将其大部分兵力用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国民党在这种形势下，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在抗战中可能出现的动摇分裂保持高度警觉。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为纪念抗战两周年对时局宣言》，旗帜鲜明地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8月19日，中共中央又提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做好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

毛泽东题词：“抗战团结进步，三者不可缺一。”右图为：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为纪念抗战两周年对时局宣言》。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在太行、冀鲁豫地区频频制造反共摩擦，太行、冀鲁豫抗日军民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打击。1940年3月5日至8日，刘伯承、邓小平指挥平汉路西八路军主力13个团，发起磁（县）武（安）涉（县）林（县）自卫反击战役，消灭顽军朱怀冰九十七军及反动游杂武装万余人。战役结束后，八路军维护团结抗日的大局，与国民党一战区谈判，达成协议，以临（汾）屯（留）公路及长治、平顺、磁县为界，以北为八路军防区，以南为国民党军防区，八路军和共产党的机构撤出平汉路以西的豫北地区，史称“太南撤军”。

国民党顽固派朱怀冰部袭击八路军，造成八路军伤亡和重大损失，却致电反诬八路军。刘伯承就此复电朱怀冰，历数其劣迹，给予驳斥，并公诸《新华日报》（华北版）。

左下图为八路军一二九师某部召开排以上干部大会，进行反摩擦战斗动员。

右图为磁武涉林自卫反击战役图

机关设在辉北国民党统治区域的中共新辉获汲中心县委，自1939年下半年起，面临不断加剧的国民党反共摩擦的形势。曾受到八路军支持与协助的国民党辉县县长关朝彦背信弃义，断绝中心县委的供应，并施加种种限制。中心县委遭受国民党顽杂武装骚扰，先后转移多地，国共协议成立后，中心县委奉命北撤林县任村，从此，共产党在辉北国民党统治区的活动由半公开转入秘密状态。

在冀鲁豫区，国民党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石友三发动了一系列反共摩擦，直南地方实力派、国民党河北省第十区（濮阳）专员兼保安司令丁树本也由与中共合作抗日转向反共。1940年二三月间，平汉路东八路军集中25个团兵力，在宋任穷、程子华统一指挥下，发起讨顽战役，将石友三部从冀南逐至民权县以东陇海铁路两侧地区，丁树本部亦从清丰撤至长垣、封丘一带。1940年3月，丁树本在长垣、封丘一带疯狂抓捕共产党员、抗日干部和群众，取缔救国会等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团体，活埋佘家抗日救国会负责人沈清章、周宪章，使该地区一度活跃的抗日形势发生逆转。4月，杨得志率领的八路军冀鲁豫支队等部队再次反击石友三和丁树本所部，在沉重打击下，丁树本率残部逃往豫西，平汉路东的反顽作战取得了胜利。

    1940年《新华日报》（华北版）相继报道石友三部突袭八路军，丁树本与其遥相呼应，频频制造反共摩擦等情形，以及在八路军沉重反击下丁树本最终弃职潜逃。

第一次反共高潮以后，豫北、直南抗战初期形成的国共合作的局面不复存在了，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不能公开组织抗日活动，抗日斗争逐渐进入困难时期。

1941年和1942年是敌后人民抗日斗争最困难的时期。日军连续在华北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将华北划分为“治安区”（即敌占区）、“准治安区”（即敌我争夺的游击区）、“非治安区”（即抗日根据地），连续5次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分别对3类地区进行“清乡”“蚕食”“扫荡”。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区建立伪政权、伪组织，加强殖民统治，镇压抗日活动，进行“大东亚共存共荣”“中日亲善”等奴化宣传教育，钳制、毒化人民的思想。在新乡除了驻有庞大的日伪军兵力外，日本侵略者还辅以特务统治，设在新乡县城的日本领事馆，就是一个搜集政治、经济、军事情报的特务机构。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日军进行烧光、杀光、抢光的毁灭性“扫荡”，推行“囚笼”政策，在太行、冀鲁豫之间的平汉路两侧大量修筑封锁沟、封锁墙、碉堡群、公路网等，封锁、包围、分割、蚕食根据地，企图彻底摧垮抗日根据地，置抗日军民于死地。

   伪豫北道公署迁至新乡办公布告（1940年7月9日）。右图为伪豫北道公署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豫北道实施纲要（1942年10月1日）

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反共活动，1941年1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1943年春又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国民党顽军与日伪军的“扫荡”相呼应，不断袭扰抗日根据地。在日本人的诱降下，大批国民党部队奉行“曲线救国”路线，通敌、投敌充当伪军。1943年四五月间，驻扎在林县、辉县山区的国民党庞炳勋部、孙殿英部投降日军。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摩擦和伪化使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处在日、伪、顽夹击之中，斗争环境极端复杂和艰苦。1942年和1943年豫北遭遇罕见的旱灾、蝗灾，人民生活条件极度恶化。战祸天灾，使根据地军需和民用濒临枯竭的边缘，加剧了敌后抗战的困难。

“太南撤军”后，中共豫北地委建立，辖林、安、汤、淇、新、辉、获、汲八县，原豫北的新辉获汲中心县委等3个中心县委同时撤销。豫北地委重新设置该地区领导机构，并对新辉获汲地区地下斗争作了布置，1940年4月派夏涛、刘清训、梁心明组成新的中共新辉获汲县委，夏涛任书记。按照党在敌占区和国统区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工作方针，县委成员深入敌占区、国统区联系隐蔽的党员，利用各自的社会关系，取得职业掩护，相机开展工作。1941年4月，原新辉获汲中心县委副书记陈济民被捕叛变，致使地下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9月，中共豫北地委指示建立新辉获县委，由梁心明、刘方生、陈国香组成，梁心明任书记，县委成员分散到获嘉、辉县等地，在极端困难环境中坚持隐蔽斗争，为1943年后开辟这些地区打下基础。

   在新、辉、获、汲从事地下工作的中共党员梁心明、张天性、李自如。右图为刘清训（后排中）与辉县抗日战争初期做地下工作的党员同志合影（1974年），前排左起为西刘店支书李殿明、西姜沟支书李文贵。

1940年1月，中共党员卞诚受中共路（道清铁路）南工委指派，到原武县开展地下工作，在王村天主教堂传教班秘密组织青年抗日救国会，先后吸收会员30余名，传播进步思想，宣传抗日。之后，他又进入日伪主持的原武中学，向学生灌输抗日爱国进步思想，培养积极分子，秘密发展党员。至1943年7月，已有党员17名，建立了原武中学党支部，这是原阳县最早的党支部。党支部领导学生开展反日抗日活动外，党员们利用各种方式搜集日伪情报，进行策反工作，在斗争中培养锻炼了一批党的干部。

卞诚及他从事地下工作的原武中学

1940年6月，日军2万余人对冀鲁豫根据地“大扫荡”，八路军分散活动，机动作战，展开英勇的反“扫荡”。7月10日，与“扫荡”之敌周旋的长垣县独立团进驻赵九楼村（现属山东东明县），遭到顽杂武装的偷袭，严重受挫。鉴于日益恶化的形势，长垣县抗日民主政府和中共滑长封工委撤销，建立隐蔽的中共长垣河西工作委员会，在滑长封三县交界处建立卫南县（大部在滑县）。长垣河西工委书记由许荫森担任，委员有徐翰臣、张经等人，决定将工委领导的长垣县河西及封丘县东北部地区划分为杜寨、九棘、城西、长（垣）封（丘）4个区。长垣、封丘交界地带既有日伪军和伪政权组织，又有国民党顽杂部队、土匪武装，政治形势复杂险恶。

1940年7月建立的封丘县杏园党支部，是抗日战争时期封丘县第一个党支部。8月13日，许荫森在封丘县杏园村召开党员会议，宣布长封区委成立，张经任区委书记。

中共长垣河西工委书记许荫森、中共长封区委书记张经、封丘杏园党支部旧址、抗日战争时期封丘党组织分布示意图

长封区委以封丘县杏园村为中心发展党组织，到1943年5月，这一带建有两个党支部，10余个党小组，200余名党员。区委在发展党组织的同时，加强对日伪情报的搜集，以支部或党小组为核心，党员为骨干，先后建立3个情报站，由于工作出色，多次受到地委、分区表扬。区委还积极开展对伪军的政治攻势，常常一夜之间，村镇遍贴宣传八路军打胜仗，警告伪军停止作恶的标语，既震慑了伪军、汉奸，也对提振民众抗战信心产生了积极影响。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