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吉鸿昌》一举摘得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影片、最佳编剧两项桂冠。这部经典的诞生，凝结着编剧的匠心、导演的运筹、演员的深耕，也浸透着幕后工作者的辛劳汗水。鲜为人知的是，影片成功的背后，还有一位特殊的“把关人”——军事顾问张公干。
张公干（1908—2003），安徽宿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28年考入冯玉祥创办的西北军官学校，1931年2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冯玉祥将军随从副官、秘书，营长、团长、军部副官长等职，亲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豫西抗战等历史现场，1947年率领国民党第六十八师三五六团官兵起义，后任冀鲁豫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新乡军分区司令员等职，1964年离休。这段横跨新旧时代的革命经历，为他深刻理解吉鸿昌的精神世界提供了珍贵参照。
1978年6月13日，年届七旬的张公干接到通知，受邀赴长春电影制片厂《吉鸿昌》摄制组（下称“吉组”）担任军事顾问。他当即致信吉组有关人员了解详情，旋即整装启程。6月22日，他抵达长春；6月24日，在吉组人员陪同下，他查看了服装、道具，并与剧组主创见面，一场沟通历史真实与银幕艺术的深度协作就此展开。
入驻剧组后，张公干迅速投入工作：逐字逐句研读剧本，聆听主创介绍外景地兴城等情况。他以亲历者的敏锐视角，重点关注“吉鸿昌如何从旧军官蜕变为无产阶级战士”这一核心命题。在他看来，吉鸿昌的转变是内外因交织的必然：外在层面，一是中国共产党持续的思想引导，从北伐时期的思想启蒙，到宣侠父的言传身教，再到苏区领导人周光远的关键点拨，如阶梯般层层递进；二是民众觉醒的深刻教育，苏区军民抗日救国的热忱，与鄂豫皖边界“剿共”前线西北军的低迷士气形成鲜明反差，让他看清了内战的荒谬本质；三是反面教材的残酷警示，日寇的狼子野心、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倒行逆施，彻底击碎了他对旧势力的幻想。而内在动力，则源于他贫苦出身铸就的革命自觉。正是这内外双重推力，特别是党的指引，让吉鸿昌认定只有共产党能带领人民走向光明，毅然入党，直至为信仰献身。
张公干在电影《吉鸿昌》拍摄中所起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他以历史亲历者的严谨态度，针对剧本细节与主创人员反复沟通、精细打磨，力争实现历史真实性与电影艺术性的高度统一。例如，如何体现中国共产党在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中发挥的作用，吉鸿昌的爱国诗篇应在何种历史情景下向社会公布，这些都经过了细致考量。二是基于自身的戎马生涯，他对军事战争场面的拍摄提出诸多务实且精准的建议。例如，经实地查勘，力荐将兴城北门与东北角作为攻城戏拍摄点，因其城墙形制、街巷走向等能让战争场景更具真实感；调度上提出密集镜头优先方案，既还原战争场面的混沌张力，又避免数千参演官兵无谓耗损，让军事场景在历史质感与拍摄效率间实现平衡。三是关注演员的思想准备工作，多次详解抗日同盟军时期的社会背景，引导演员提前吃透镜头背后的历史逻辑，既明确自身动作要领，更理解角色在特定情境下的情感底色，从而让角色真正浸染上历史的体温与质感。
